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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月28日，广东省交通厅副厅长王富民公开发声说，滴滴不仅在广东，在全国也拒绝将数据接入政府部门监管，不肯提供详尽的驾驶人员和运营车辆数据，因此无法进行有针对性的执法，只能靠原始的围堵来执法。“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则，从法律上严格推敲，滴滴并没有明确的作为经营者的义务，去直接提供给公安部门。”上述人士说，“很多人都觉得滴滴有义务把数据交给公安部门，但是，这个义务目前在法律上，和一个酒店、公司配合警察的义务并没有区别。”这些导致“信息到底归谁”的问题悬而未决。颁发互联网信息经营执照的工信部，对这些信息和对应的监管问题也没有表态过。上述法学专家称，国内公安部门亦没有建立和滴滴这样大型互联网公司去沟通的系统。地方公安部门如果需要一个全国性公司提供数据，应当在公安系统内部建立一个沟通或者调取信息的机制。但这个机制目前也没有。

人社部负责按照预缴拨计划编制年度预算草案。草案经人社部审核、财政部审核并汇总编入中央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、上报国务院后，经全国人大批准后执行。中央调剂金按季度缴拨，纳入财政部开设的中央社保基金财政专户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，专款专用。另外，卢爱红表示，截至9月底，已有15省（区、市）政府与社保基金理事会签署委托投资合同，合同总金额7150亿元，已到账并投资4166.5亿元。记者梳理发现，2016年企业养老金累计结余超千亿元的省份都已签署委托投资合同。

5月27日，一名上市公司董秘分析，因为叔侄关系是旁系而非直系，确实不属于关联关系。但是按照交易所的要求，有一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，这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。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智斌称，在上市规则列明的关联人范围中，叔侄关系的确不在其列。他同样提到了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。

近几年，依托互联网的共享经济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，大大方便了人们的衣食住行，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，符合节能环保的理念。但共享经济不是一个万能口袋，不能什么都往里装。一些打着“共享”旗号的创业、创新，已经被证明是伪共享。但无论哪种，不与法律与公序良俗相悖，不将公共利益视为自身逐利的筹码，当是最起码的底线。否则，一旦在价值观上“越轨”，即便马甲换得再勤，也难逃被淘汰的命运。

据陈俊全后来交代，其截留养老金的初衷，是为了给自己看病治病。可是，这钱来得实在是太容易了，慢慢地一发不可收，最终用这些空白手册贪污养老金2000多万元。到2012年，陈俊全留存的几百本空白手册已全部用完了。此时，电脑系统也已启用，养老金业务要在大厅办理，已经没有了窃取空白手册的机会。

针对冒名办卡一事，林先生坚称自己从未丢过身份证，他认为此事系民生银行工作人员未尽到审查义务所致，并非自己的责任，因此他认为银行方面有义务处理好后续事情。同时，当他做完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后，由于民生银行方面未曾继续联系他，因此林先生便以为银行方面已经解决好此事。